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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公司，你们怎么可这样对待一个如此信任你们的小
文章提交者：金利民 加帖在 股市泛舟 【凯迪网络】
兴业证券公司，你们怎么可这样对待一个如此信任你们的小投资者呢？
作者:宪法卫士(2010-09-22 21:26:40.0)
正文: 本人通过上海“证交所”，向“被告”购买国家明确规定5年后才能流通的福州“东百公司转权”（现改名为东百集团）。第一次是94年12月30日，以每股3.94元买入4000股。第二次是95年1月27日，以每股4分钱买入10000股，总共14000股。由于当时股市暴跌，最后“被告”连每股2分钱都卖不出去而告终。“东百公司转权”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放弃的配股权，而“东百公司”又必须要募集到所有“配股款”。因此，同意“被告”无论采取何种方式，但必须限时将所有配股款到位。否则“被告”必须全额认购。于是“被告”采取通过上海证交所，向社会投资者先出售“转配权”，再要买了“转配权”的投资者，以每股缴款3.80元。本人由于心脏病突发，耽搁了上海“证交所”代为“被告”办理的交款手续已过了近十天。当时，上海“证交所”同志和“东百公司”均建议本人与“被告”联系办理“补缴款”手续，当时配股工作尚未结束。当时股市暴跌，不少股票均跌进发行价。在此形势下，本人去信“被告”联系办理“补缴款”事宜，并要求“被告”有明确的答复，反之，本人将向上海“证交所”购买已可流通的该股，因为当时两者价差，1元左右，但毕竟后者是可以流通的。去信没几天，很及时收到其非常热情的回信。同年（1995年6月7日）又给本人来信，二次及时给本人复信中，均感谢本人对其的“大力支持和信任”。（当时股价继续下跌，“被告”必须履行其与“东百公司”的“包销”协议，将所有的配股款，全部缴付给“东百公司”，而资金上承受很大的压力。）因此“被告”对本人的感谢是真心的。
“被告”95年6月7日来信内容如下：
您好，来信收到，感谢您对我公司的大力支持和信任，我公司愿尽所能为您服务。关于“东百转权”事宜，我公司对“补缴款”事项作了如下安排，请您遵照办理：
1． 寄来您的身份证．股东卡．买入成交单复印件。
2． 准备好补缴款项。
3． 接到我公司缴款通知后将款项汇入指定户头。
由于本次补缴款是采取场外过户的形式办理，所以必须等待一批股民同时过户，因此请您耐心等待我公司的通知，如有电话，请留电话号码给我司，如有疑义请再来函或来电话垂讯。
联系电话：0591—7542524
福建兴业证券公司
信中对本人的“补缴款”事项，明白无误地作了具体安排，并要本人“遵照办理”。本人按“被告”的要求全部照办了。并将“补缴款”放在家里，时刻等候“被告”的通知。
不久出乎意料，股市开始回升了，而且一路上扬。本人非但未收到“被告”的通知。连本人从95年8月至99年6月19日共给“被告”寄去16封挂号信均石沉大海。打电话去，对方却答非所问，一无所知，有时刚通话，对方即挂断电话。给人感觉，接电话人不是该公司人员。因此，开始本人以为其地址可能变更了，没想到经邮局查实，“被告”的地址从未变更，并且，信全收到。为此，本人气愤至极。“被告”在股市暴跌时，如此及时来信，并作具体安排，要本人遵照办理！见股价回升了，又故意拖延观望，等股市向好了，干脆翻脸不认账，致使本人将“补缴款”白白的放在家里，丧失当时投资的大好时机，即：中国股市有名的“5．19”大行情。
华东政法学院的法律老教授、法律专家以《信件具有合约性质吗？》一文，公开在上海市委机关报，解放日报上答本人之问。明确指出被告“包销商” 属违约性质，应承担民事责任。
于是，本人连夜写“诉状”，请求法院主持公道。第二天上午向“立案庭”提交“诉状”。该庭女法官建议本人，先将本人投入的“本金”作为“诉讼”的“标的”以便法院确定“诉讼”费。告知本人待该股票正式流通后，按本人实际损失，可以再次提起“诉讼”。
第一次开庭，“被告”没出庭。本人向“独任审判员”提供了一切证据：“被告”来信的复印件，邮局查询单上盖有“被告”确认收到挂号信的凭证，“东百公司”建议本人与“被告”联系的信函及本人给“被告”信的手抄件，其內容，均是表示本人愿意承担风险，双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违约。对此，第二次开庭时，经“被告”代表审阅，均表示无异议。尤其是，本人向“独任审判员”，提供了两张购入“东百公司转权”的凭证的复印件，并再三请其重视两次购入的同样“转权”，价格相差近百倍。提示：“被告”就在股市如此暴跌的情况下，才及时．甚至迫不及待地给本人回信的原因。该“独任审判员”多次核对本人提供的“原件”。这样，本人面对着“独任审判员”和书记员二人，完成了包括“最后陈述”的一切“庭审”程序，才休庭。照理，按照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被告不出庭，法庭可以作出判决。
“判决书，歪曲，掩盖重要事实与证据，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与错误。本人明明是分二次购入该“转权”的，尤其是二次购买同样的“转权”价差近百倍。购入凭证的原件，该“独任审判员”多次核对，本人也多次提请重视。原因是“被告”是在股市严重暴跌的情况下才迫不及待的给本人来信的。而判决书：“经审理查明，1995年1月27日”，“原告”“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福州东百转权’14000股。”显然，故意如此，是为了把“被告”给本人的信件，是出于对本人的恩赐。“被告”来信内容是明确无误的。而判决书称：“本院认为”，“如果被告向原告发出含糊其辞的意思表示，不能产生承诺的效力。”对此，可能“被告”也不会认同以上的“本院认为”的，因为“被告”毕竟是堂堂的“大券商”，而不是没有教养的自然人。反之，今后怎能取信于人呢？今后，谁愿意与一个在关键时刻，“发出含糊其辞的意思表示”，而又拒绝因此造成的后果负责的堂堂“大券商”的业务往来吗？而且公司的信誉将受到严重的损害。如果，真的向本人发出“含糊其辞”的恶意，损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，理应承担法律责任。“被告”来信内容中，每字、每句都是明确无误的。另外，判决书上，在“本院认为”中，将1994年12月28日《上海证券报》上，刊登的“东百公司”一个公告，以此来认定，“被告”95年6月7日给本人来信，无过错。如果，这个公告真的那么神圣。恰恰就是发公告的“东百公司”来函，要本人与“被告”联系的。尤其是，“被告”，怎么可能在公告刊登半年后，给本人来信，作出指令性的要求，并要本人“遵照办理”呢？况且将半年前的公告，可以认定半年后的作为，无过错。显然是逻辑混乱。另外，在判决书中的“经审理查明”怎么可以删去“被告”来信中的重要内容。判决书中，将本人提供的致“被告”信的手抄件只字不提。无论是《合同法》还是《民法通则》主要的原则，均是保护遵守“诚实信用原则”无过错的法人与自然人。而判决书，在“本院认为”中却称：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五条之规定”判决本人彻底败诉。显然，适用法律是错误的。
本人在“二审”庭审中指出，原判决书，歪曲、掩盖事实与重要的证据，本人举证。“上诉”其间，本人购买的“东百公司”转配股可上市流通了。本人得知，“被上诉人”已将本人购入的“东百公司”转股，已以每股18元多的价格全部卖出。立即书面通告“上诉”法庭。注：根据同股同酬的原则，本人所购入的“东百公司转权”，经历年送股、分红利，早已增至二万多股了。（对此，有上海证券报，资料库提供的数据为证）。
不久，寄来了“上诉” 判决书。按照“民事诉讼法”规定，对“原审”判决，认定事实不清，错误的，应退回“重审”。而“上诉” 判决书，干脆把“原审”认定的事实修改了。因此，出现了二张内容严重不同的“原审认定”。这显然是违反法定程序的。在“上诉” 判决书上，以“本院另查明”方式，对“原审”判决书所掩盖与歪曲的事实给予部分更正和补写。如：“本院另查明”：本人未等到“被上诉人”的通知，“曾16次致函被上诉人”“但被上诉人收信后未给予答复。”“上诉”判决书称：“本院认为”：“被上诉人收信后未予答复，工作态度欠妥”，退一步说，就按“本院认为”所述，难道“工作态度欠妥”，致使本人权益严重受损，不应当承担“民事”责任吗？最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驳回本人“上诉”。显然，“上诉”法庭适用法律是错误的。尽管驳回本人“上诉”，但是，判决书内容与“原审”判决书相比，前进了一大步。并且，揭示了，“原审”判决书中，歪曲、掩盖的部分事实。
注：由于经上海“人大代表”把我的该案作为“人大”提案，对此，上海高院审监庭有笔录的。
{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承办我的申诉案的年轻法官声称，对我很同情、他也对我说，“包销商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”，但是他仅同意代表高级人民法院做包销商的工作，目的是要包销商给我经济补偿。但做了多次工作没做通，他对我说，他也无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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